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协和医院别了清华北

司徒雷登,中国最对不起的外国人!

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此言不虚。早在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燕大校友向杭州的司徒雷登墓献花

司徒雷登年春天接手大学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新大学命名为燕京大学。接着,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然后,他远赴西安,找到了这块地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他不仅让这位督军以六万大洋的极低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左二)与燕京大学教职工在学校合影。

这仅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会活动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的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约85%的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

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里,他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集到大约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连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了2万银元。~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年11月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

司徒雷登摄于燕京大学贝公楼前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燕园内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家有萧公权,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等,则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诞生在这里。

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司徒雷登与学生的合影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华北地区英美人士一同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长老会乐道院),二战期间,日本在山东潍坊建立了一座外侨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潍县集中营)。作为国内最大的集中营,潍县集中营曾关押过名外国侨民,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人物。这里有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巴黎奥运会米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蒋介石顾问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另外,美国《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鲁斯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也在潍县集中营度过了童年时光。

潍县集中营旧景

司徒雷登被日军囚禁了四年中的留影

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

年8月司徒雷登回到美国

可叹这位为了燕京贡献大半生的异国人,在回国前才有机会回去(杭州)看望亲人墓。谁知这竟是最后一眼,今后再无机会。

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在杭州故居前的留影

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与教友们合影于父亲的教堂杭州天水堂前。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

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

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年到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当大使时,月薪为美元,但他又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确实素无积蓄。

回到美国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早在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国北京,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多美元的退休金。

其实,在回国3个月后司徒雷登即中风卧床,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泾波帮助。待傅泾波体力不支、气力不济时,便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年9月,司徒雷登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

晚年的司徒雷登得到傅泾波家人般的照料(年)

傅履仁(左)、司徒雷登、傅泾波(右)在美国合影

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夫人艾琳·罗斯·斯图尔特

年代:中央批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但北大教师联名反对

因为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在年代以前,被他亲笔批判过的司徒雷登是断无改善形象之可能的。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有所缓和,于是司徒雷登骨灰安放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这份遗嘱说得很明白,妻子死在中国,葬在燕园,他自己的骨灰也想安葬在燕园。如果不能葬在那,那就爱埋哪儿埋哪儿吧,他都无所谓。

年司徒雷登被定性为反面人物后,燕京大学的生命也很快走到了尽头。年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自此从历史上消失。学校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

与院系调整同步进行的,还有校园的变更。北大从原来的地址红楼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园“燕园”。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都是燕京大学时期留下的。年,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北大演讲时曾说自己来到了“母校”,因为自己母亲曾就读于北大。其实那时他有意无意模糊了一个概念:他母亲毕业于燕京大学,而非北京大学。

作为给司徒雷登养老送终的学生兼挚友,傅泾波于和年两次访问北京,均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然而,这一决定却招致北大工作人员的强烈反对。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留影。背后的博雅塔至今仍是北大校园的标志性建筑。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称,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还是老问题——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年4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年代: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入选课本,赞扬司徒雷登部分遭删除。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提到了被国民党暗杀的闻一多:“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这句话从鼓舞当时国民士气的角度讲没有问题,但在后来却引起了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

闻一多遇刺前的最后一次演讲曾被多部影视剧演绎过。图为电影《建国大业》中的闻一多。

闻一多是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临死前,自知已被盯上,时日无多的他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痛陈国民党的种种恶行,言辞异常激烈,直斥他们“无耻啊!无耻啊!”。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演讲中狠狠夸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司徒雷登: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在一次明知自己将死的演讲里,使劲夸另一个人,只能说这是用生命在爱护了。从中也可看出司徒雷登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声望之高。这篇演讲中处处彰显的爱国之情,使它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别了,司徒雷登》在教科书中,里边把司徒雷登骂成狗;《最后一次演讲》同样在教科书中,里边把司徒雷登夸成花。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

最终解决办法是删。《最后一次演讲》中有关司徒雷登的部分被尽数删除,这篇课文以删减版的面目出现在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并在-年间全国绝大部分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

年: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更多资料的公开,司徒雷登早年在中国办学的经历被更多人知晓。在人民印象中,他作为美帝“狗腿子”的形象在逐渐淡化,作为燕京大学二十多年的校长,为民国时代中国教育做出了大贡献的形象在逐渐加深。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多次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也渐渐为人所知。

这个时候,满足司徒雷登遗愿,让他的骨灰归葬中国的事又被人们提起。为他养老送终的傅泾波去世后,傅先生的后人继续为此事奔走。由于官方对他的定位依然偏负面,归葬北大的阻力依然在,傅家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

燕大校友向杭州的司徒雷登墓献花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在司徒雷登不能回到燕园与夫人合葬的前提下,回到杭州陪在父母弟弟身边,想必也是个相对可以接受的选择。

相对于北大的拒绝,杭州方面对这位“老乡”的态度很积极,由政府出面促成了骨灰归葬一事。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杭州半山安贤园举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参加了此次仪式。

如果将中美两位高官在归葬仪式上的发言对照着看,能感受到两国对于此事看法的微妙区别。雷德大使的发言相对感性:“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相对而言,佟桂莉副市长的发言则理性很多:“今天,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人民在文化、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出席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仪式

比照两段发言,可以看出美方更多是把司徒雷登看作在中国传教、办学的教育工作者,而中方则更重视他驻华大使的身份,将归葬一事提升到双边关系和两国交流的高度。这或许也能解释,在美国人看来很简单的“遵遗嘱下葬”一事,为何要在司徒雷登去世46年后,才以妥协的方式在中国完成。

结语

司徒雷登前后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近三十年,美国驻华大使只有三年。这三年让他心力交瘁,回美国后不久即中风,在半身不遂中了此残生。事实证明,他是个成功的校长,不成功的大使。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更多记住的是他不堪的大使生涯。在历史研究愈加客观的今天,全面评价司徒雷登的日子想来不会太远。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杭州人说一句:“别来无恙,司徒雷登”。

生与中国密不可分的美国人:《走近司徒雷登》作者:沈建中

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使司徒雷登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司徒雷登一生之际遇都与中国密不可分,他生在中国,几十年在华广为布道、广交人杰,曾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亲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风云巨变。本书以司氏在华的作为和交往为线索,夹叙夹议,亦文亦史,生动再现了这位集教育家、外交家、政治家、传教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历史人物的风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获得相关授权,取得了大量司氏的老照片,其中许多在中国大陆没有发表过。图文相益,本书颇有一睹之价值。 

青少年时代(1)年(清光绪二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团寓所。这是一座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周边环境清幽。是年,司徒雷登的父亲36岁,母亲34岁。   年1月30日,刚刚自美国来杭州传教的鲍乃德(E.E.Barnett)夫妇也来到这处南长老会院落。“我们与斯图尔特家住在一起。他们帮助我们了解情况,并使我们感到宾至如归。”南长老会后来的传教士来杭州以后,一般都会寄居在斯图尔特牧师家中一段时间,学习中文和开始在杭州的生活。   司徒雷登诞生的这座住宅建于年(清同治十三年)。年10月19日,年已古稀的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重访故居,并走进其诞生的房间,与教会的牧师们畅谈儿时的情景。   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写道:   父司徒约翰,应差会之征,于年抵华,只身入内地布道,不久罹病,于年返美,留美二载,年结婚后,夫妇同来中土。又二年,生长子雷登。   司徒雷登出生的这一年,适逢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青年会。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市)创建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也就是在这一年,在清政府所谓的“同光中兴”之中,李鸿章命盛宣怀开采湖北广济、江西兴国的煤矿。而在年,由英商怡和洋行自行修建的中国第一条由吴淞至上海的淞沪铁路完工,然而由于行车后压死一名华人,引*动,结果由清政府花钱赎回而加以拆除。同年,福建巡抚丁日昌上书修筑台湾铁路的计划获得批准,却由于经费无着落而搁浅。还有,因中英“滇案”(亦称“马嘉理事件”)而引发的《中英烟台条约》也由李鸿章和威妥玛签署。   为了感谢美国南长老会海外部执行干事约翰·雷登·威尔逊博士的媒妁之恩,斯图尔特夫妇为他们长子取名约翰·雷登,而中文名字则是司徒雷登。从司徒约翰到司徒雷登,印证了司徒父子浓浓的中华情结。   可能是由于得子带来的愉悦吧,几年之中,斯图尔特夫妇在杭州又生了三个儿子,时间分别为:年4月生戴维·托德,年12月生沃伦·霍顿,年9月生罗伯特·柯克兰。   怀着崇敬的心情,晚年的司徒雷登回忆起父母的养育之恩:   我和这几个弟弟当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是布道团里仅有的几个外国孩子。因此,我们也就备受宠爱。我们成年后,总是怀着敬慕和感激的心情想到我们的父母。他们教子有方,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愉快的回忆。   小司徒在成长,刘廷芳、谢景升所撰《司徒雷登年谱》在三岁栏(实龄两岁)内记录了一条重要史实。

青少年时代(2)乳媪佣仆,均系华人,呀呀学语,即操杭音。   小孩出生即要吃奶,而其学语即操杭音,说明了奶妈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是杭州人。小司徒吃的是“杭州妈妈”的奶,最先说的也是杭州话。   《司徒雷登年谱》年四岁(实龄三岁)栏:“受庭训,习英语言文字。”说明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是先学会杭州话而后才学母语英语的。   杭州和西湖留在司徒雷登记忆中的印象是深刻的,他写道:   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山上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塘潮”而著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著名的题材。在马可·波罗的笔下,杭州是一座景色无限优美的城市,他详细地描绘了那里的运河、桥梁和街道。杭州在宋代朝廷为逃避“北方蛮人”的侵扰而南迁后,曾一度是它在南方的国都。中国有一句名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由此可见,苏州和杭州这两个城市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所占的地位。   他喜爱杭州山野中的花草,喜爱杭州西湖周边的人文古迹,如雷峰塔、灵隐寺等,喜爱坐彩船游西湖,喜爱看社戏、观灯,喜爱吃中国年夜饭。司徒雷登说: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的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西湖南麓的雷峰塔是少年司徒雷登的常游之处。雷峰塔为吴越王妃黄氏建,又名黄氏塔。清代陆次云《湖壖杂记》云:“嘉靖时,东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纵火焚塔,故其檐级皆去,赤立童然,反成异致。”清康熙三十八年(年),玄烨御题“雷峰西照”(即今“雷峰夕照”),并勒石建亭。其与西湖北岸的保塔被时人誉为:“湖上两浮屠,宝石如美人,雷峰如老衲。”   司徒雷登少时随父母游览西湖雷峰塔时,塔还没有倒塌。年9月25日,塔崩塌了。美国传教士鲍乃德之女鲍金美(EugeniaBarnett)有过在崩塌后的雷峰塔游历的体验,从一个与司徒雷登一样的美国人的眼中,写出了近观雷峰塔和进入塔内的情景:   从近中观看,比远处更能领略雷峰塔的雄伟和苍凉。我们可以向上看见塔边的裂口。表面上长出了野藤和灌木丛,甚至还有小树。小鸟在上面筑巢,飞进飞出……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突然产生的那种与世隔绝之感——全然脱离了我们刚刚所在的外部世界。里面所有的建筑结构都没有了,好像置身于一座巨大城堡的主楼之内,只不过没有那么恐怖而已。假如我在那以前,曾进入过一栋哥特式的教堂,我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寂静,神圣……四周和上方,都有亮光透过部分为藤和枝叶遮蔽的空隙照射进来。在顶端,还有个大洞。我可以透过它,看见遥远的天空。不知为何,这个破洞使我感到悲凉。   杭州三面环山,中间是美丽的西湖,夏天是非常酷热的。因此,在酷暑的季节里,来自美国的斯图尔特夫妇就带着他们的孩子到西湖周边的山间避暑。这一点为鲍金美所证实,她说:   在早期的夏日,传教士家庭都是去山间佛教寺庙避暑。他们在那里租用平时供进香者和游客临时住宿的客房。他们有时会在外面露营,那里较为凉爽,空气也清新。在母亲们干着必要的杂活时,孩子们就在寺院里的参天大树的树荫下嬉戏。   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位于西湖北山之灵隐山麓。东晋咸和三年(年),由天竺(古印度)僧人慧理开山。及吴越王钱氏命僧永明延寿开拓,建经幢于寺门左右。南宋高、孝二帝屡次临幸。清康熙三十八年(年),清圣祖玄烨临幸,敕名“云林禅寺”。咸丰末年,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使寺院毁于一旦。同治年间重建。位于云林寺左的北高峰,为西湖武林山左边的最高峰,是夏日的避暑胜地。   到了民国初年,西方人在浙北的莫干山开发了避暑胜地,所以年出生在中国并生活在杭州的鲍金美这一代传教士的家庭,就不用采取斯图尔特夫妇家庭的避暑方式。他们大多离开酷热的杭州,去凉爽的莫干山住上几周。   鲍金美也提到了杭州冬天室内较室外更冷的情况,她举了在传教士中广泛流传的玛丽·霍顿的故事为例:   约翰·斯图尔特太太就在教会院子里,她在她家的露天门廊上接待来访的裹得严严实实、冻得发抖的客人,并说:“让我们就坐在外面暖和的地方吧。”   在司徒雷登的*中,少时对西湖的印象是“坐彩船游西湖”,但其中“生动而美好的回忆”却仅仅是一句话。   考诸史料,彩船夜游西湖之习,自唐代即有,季节大多在每岁夏秋之季,如农历六月十八、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之夜,湖面及船中均点灯,特别以农历六月十八的荷花灯为最,千余盏灯放至湖面,随波漂荡,美丽无比。鲍金美儿时就随家人经历过另一种夜游西湖的体验:   我们经常在黄昏时刻,感到孤零零地在湖上。在我们歌声的间隙,只听见轻轻的划桨声和我们的小船在水上的滑行声。有一次,当我们的歌声刚息,湖上传来一阵悠悠的笛声,似乎将我们的和声转入委婉的独奏,在湖上安详而哀怨地回响。我们依稀见到远处的另一条游船。父亲隔水与对方招呼。他赞扬我们的歌声。然后,我们双方都消失在黑暗中。   两种夜游西湖,前一种东方式的,后一种西方式的,不知年轻时的司徒雷登经历过的是哪一种?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1)传教与兴学   按照布道团的规定,传教士服务七年,可给予一年的假期。至年,斯图尔特夫妇来华已有13年。是年4月,他们带着司徒雷登及其他孩子回美国度假,11岁的司徒雷登与他9岁、7岁、5岁的弟弟戴维、沃伦、罗伯特第一次踏上了他们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年,即清光绪十三年,这一年也是后来与司徒雷登有着诸多交往的蒋介石出生之年。   斯图尔特夫妇看来对中国是真正地产生了感情,也可能是为了增加美国人去中国传教的兴趣,他们不断地把从中国带来的餐具和祭祀用品展示给人看,还让他们的儿子们穿上中国的长袍马褂,并用筷子进餐,用中文唱圣歌。   然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在太大了,美国人对此很不理解,甚至对司徒他们进行冷嘲热讽。而这一切都使少年的司徒雷登感到无地自容。   一年的时间到了,斯图尔特夫妇返回杭州,随行带着四子罗伯特,把司徒雷登和次子戴维、三子沃伦留在美国就读。不幸的是,罗伯特在回杭以后因病夭折,年仅7岁。他成了司徒家族中第一位葬在杭州西湖的人。   司徒雷登先后就读于莫比尔市公立学校、弗吉尼亚州夏洛维尔市的潘托普斯学校、汉普顿—悉尼学院,以后又执教于他毕业的潘托普斯学校。   在汉普顿—悉尼学院就读及其后在潘托普斯学校执教期间,司徒雷登受到了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   作为国际组织的基督教青年会是年传入美国的,并逐渐在传统的东部城市和一些大学中建立起了组织。年,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成立。年,以各学校青年会为基础,正式掀起了“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青年会发起这场运动,主张美国青年的精神复兴,并对拜金主义、*横流、强权外拓进行自我改造;大学生们应本着基督教的精神,积极投身这一事业,到海外去传播基督福音。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赴海外传教的学生已有余名;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多名,这其中的三分之一即0多名是派往中国各城市的。   司徒雷登深受影响,很快成为青年会的会员,后来又担任了学校青年会的会长,并且在马萨诸塞州参加了暑期《圣经》会议。他说:   在那一段教书期间,我有两个夏天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立志海外传教运动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城召开的大会。我感到,人们在那些会上对宗教信念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和为之献身的精神,给我以莫大的触动。同时,那些为促进这两次会议圆满召开,参加了会议,或在会上发了言的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同样给我莫大的鼓舞。那两次会上所阐述的宗教信念与我过去所熟知的那一套古板而枯燥无味的信念截然不同。耶稣成了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和理想,而不仅仅被当作神学的体现者了。“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2)在这样的背景下,年秋,司徒雷登辞去在潘托普斯学校担任的教授拉丁文和希腊语的教职,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重新成为一名学生。   年2月,司徒雷登作为神学院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大会。同年,他被册立为长老会牧师,并获神学学士学位,决意前往中国杭州——他父母的所居之处去传教。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要从美国的历史谈起。美国建国国后不久,在欧洲即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虽然同属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其实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法国大革命后来演变成疾风暴雨式的自下而上的街头暴力,而美国独立战争则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是一种自然甚至是有序的*革命。美国和他的母国英国一样,都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混乱与血腥表示了反感。对新兴的美国政府而言,维系其共和政体的法律和秩序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美国基督徒也开始响应英国十九世纪前后产生的福音传播运动,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名谓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的组织诞生了,其发布的宣言中,有这样的话:   凡是能直接促进不朽、灵魂得救的事物,都是非语言所能表达,非理智所能想象的。有谁能够对因忏悔而得救后的快乐加以形容?又有谁能够对因无法得救而导致的无尽恐惧和痛苦加以叙述?谁又能将造福整个国家,革新全世界,解救人类于魔鬼之中,使成上帝之子,得享光荣、自由等伟大尝试加以适切的描绘?   从此以后,海外传教活动成为美国教会的固定工作。   年,美国南部浸信教会在其报告中更是直接提到中国:   想想看,中国将有百万人得救,这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崇高的理想。   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VolunteerMovementforForeignMissions)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这一组织创建于年,其座右铭是:“在这一代中将世界基督化。”   年,世界学生基督教联盟在瑞典创立。   从年至年这十年间,是美国向世界扩张的关键性十年。   当然,美国与欧洲列强有所区别,那就是,在扩张的过程中除了武力以外,似乎更强调思想的改造和影响。   美国的总统们,从哈里逊到老罗斯福,直到威尔逊,无一不对赴海外传教表示了支持。   年,27岁的司徒雷登在被册立为牧师后,又被任命为“奋进运动”干事。为推动海外传教事业,他与在神学院的同室好友莱西·莫菲特(LacyMoffett)走遍美国南方各州。在新奥尔良州,他们遇见一对远房表妹——艾琳(AlineRodd)和凯瑟琳(CatherineRodd),她们是司徒雷登的远房亲戚罗德夫妇的女儿。司徒雷登说:“我们逐渐感到某种事情就要发生了。我们的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念头:‘是这个姑娘吗?我们事先有约怎么办呢?’”“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3)年7月,在一次聚会中,司徒雷登和莫菲特邀请这两个对他们抱有好感的姐妹与会,结果是他们一人看中了一个。于是,司徒雷登向艾琳、莫菲特向凯瑟琳求婚,两人的要求都被接受了。是年11月17日,两对新人同时在新奥尔良举行婚礼。蜜月以后,两对年轻的夫妇又一同起程前往中国。   艾琳和凯瑟琳的三妹、四妹也做了海外传教士,三妹弗洛伦斯后来也来了中国,四妹则去了非洲。   年12月25日,圣诞节。司徒雷登夫妇和莫菲特夫妇乘坐的海轮抵达上海,老司徒夫妇专程从杭州赶赴上海迎接他们。根据布道团的安排,司徒雷登夫妇被派赴杭州,而莫菲特夫妇则被派往苏州。   年2月3日,中国农历甲辰年的除夕日。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与父母一同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杭州。   关于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中文叫路爱玲),今天人们知道的很少。年2月,她生下了与司徒雷登爱情的结晶杰克(后来也成为牧师)后,身体一直不好,司徒雷登的挚友包贵思(GraceM.Boynton)在一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中曾提及这位美女,原文是用英文写成的,而由冰心(谢婉莹)译成中文:   一个苗条身材,一个柔和苍白的脸,软软的头发,遮在额前,一个又开朗又深沉的微笑,关于她的一切都显示着玲珑脆弱,她的娇软的南腔,她的轻柔的姿态,她的嫩白的瘦。她是“司徒妈妈”(笔者按:此指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霍顿)的一个完美反衬和衬托,假如司徒妈妈是活泼与精力,这妻子是对于认得她矮她的人呈现了通彻的秀美,如同鲜花在雨露中散出幽香一般。   年6月,年仅48岁的艾琳卒于北京,她被安葬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中关园的燕大公墓内,并且是这座公墓建成以后所安葬的第一位逝者。岁月如流,墓地早已不存,先是成了菜地,现在是北京大学的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仅有几株当年的松树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人间世事的沧桑。   回到第二故乡,对司徒雷登而言,当务之急是重拾起基本上已忘记的汉语。   司徒雷登对语言的爱好似乎出于天性。他说,他生来就喜爱语言学习,感到汉语似乎对所有的语言爱好者都有一股强烈的魅力。他认为自己在学习汉语方面,在听力、发音上都有着他人所不及的有利条件。他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的西方人。   经过一年的汉语学习,司徒雷登成功地恢复并提高了他的汉语听说能力,特别是对杭州方言,他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更大。他认为:   这一方言(杭州话)在整个中国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的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好像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4)除了英语之外,司徒雷登还能说拉丁语、希腊语、汉语等五种语言。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对他此次研习汉语亦有记载:   此番习华文,与在美治拉丁、希腊古文相仿,对文字有特别兴趣,每日功课为识字、读书,并研究中国谚语,及古人先哲名言,说话则注意日常应用词句,不经年,学大进。   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传教的地域很广,除杭州城区外,还包括浙北广大地区,如德清、戈亭、塘栖等地的乡镇都是传教士的传道之处。   从年开始,司徒雷登被派到杭州以北的乡村传教。“所至为杭州与湖州隶属各地,数百里中,无西人也。入乡村,起居饮食,与乡民俱,共话桑麻,并问礼俗,得悉民间生活与痛苦颇详。”   作为区域牧师,司徒雷登负责的区域包括50个村庄和名基督徒。他在自己的教区办起了《圣经》学习班,除指导学生研读《圣经》外,也传授社区服务知识。这些地区,原来都是他父母昔日传教生涯中所到过的地方,因此,他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了如何主持教会的活动,如何先与中国民众交朋友,再向他们传播福音教义。   司徒雷登的传教做法,在形式上与英国中华内地会的女传教士福姑娘很相似。福姑娘在杭州传教时,先对杭州的妇女们说:“我是来做杭州女人的,我吃你们所吃之饭,穿你们所穿之衣,说你们所说之话,我们都是姐妹。”福姑娘以她“入乡随俗”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不少杭州妇女的信任。后来,她嫁给了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司徒雷登和福姑娘的这种方法,是为实现《圣经》中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诲,他们都是要实现“在中国成中国人”的愿望。   司徒雷登在杭州地区的传教过程中,还对传教的方法作过研究。他认为没有必要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抛弃他们固有的敬祖宗的习惯,做礼拜要讲究气氛,以适应中国教徒的实际需要。这些对传教方式的改良,以后也体现在他所创办的北京燕京大学的教育管理方面。   在杭州,司徒雷登除了布道以外,与他母亲一样,对办学、兴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年,他率先提出建议,由南长老会与北长老会共同合办育英书院,得到差会的首肯,并在六和塔一带购置土地建设新的校区,这所经合并改组后的学校就是杭州之江大学。   年,司徒雷登的二弟沃伦·霍顿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年,他受聘为杭州之江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在杭州期间,还见过驻节杭州的浙江巡抚聂缉椝,他在《在华五十年》中写道:   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由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他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5)聂缉椝(—),字仲芳,湖南衡山人。副贡生。望族出身,其家族以“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一时。及至聂缉椝之父聂亦峰仍为翰林,官虽仅至广东知县,然其乐善好施之举已是名声在外,所以“中兴名臣”曾国藩要将自己的季女曾纪芬许配给仅为贡生副榜出身的聂缉椝。   虽然科场不兴,但是聂缉椝凭着自己的努力做了上海道台,兼任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总办。后来,在浙江按察使兼杭州洋务总局督办任上,与日本驻杭州领事签订了划杭城武林门外拱宸桥北,运河东一带余亩(约合万平方米)的土地为日租界的协议。最终在经过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浙江布政使“三权藩篆”的历练后,于年9月迁任浙江巡抚。巡抚是管理一省军政的主官,正二品。年10月,聂缉椝因浙江铜元厂舞弊案而被解职。   司徒雷登在文中并未提及自己是哪一年见过这位巡抚大人的,但从司徒雷登年2月始抵杭州,而同年10月聂缉椝已“被劾开缺”,继任者张曾敭未到职前由浙江将军瑞兴兼任巡抚的情况来看,应为年10月前。这一年,司徒雷登29岁,而聂缉椝已50岁。   司徒雷登认为,这次在杭州看见浙江巡抚聂缉椝使他想起了他早年和晚年地位的变化。他继续写道:   但是,这位官吏的夫人碰巧是著名的军人兼学者曾国藩总督的女儿,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八十三岁上到北京访问,曾作为我的客人到燕京与教师和学生们进行了亲切的会面。由于她父母的关系,她本人的学识以及矍铄的精力,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返回杭州之后,她送了我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借以抒发她访问这所她久已向往的著名学府的情怀。   聂缉椝之妻曾纪芬(—),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季女。她是聂缉椝去世以后衡山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聂氏的后人在进入民国以后,在上海经办恒丰纱厂等实业致富,所以曾纪芬有“总督之女、巡抚之妻、巨商之母”的称号。晚年,她自号崇德,工书法。在其子、沪上实业家聂云台的影响下,曾纪芬由信佛转而相信基督,而聂云台却在经历了实业挫折以后,由信基督改为礼佛。   司徒雷登在文中说曾纪芬住在杭州有误;实际上,曾纪芬住在上海,在民国年间沪上有颇为著名的聂家花园。年,时年83岁的曾纪芬北上北平(今北京),访问燕京大学,并与燕京大学校务长(实行校长之权)司徒雷登会面。从儒生聂缉椝眼中的穷“夷人”到基督徒曾纪芬眼中的著名教会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认为这一切颇有戏剧性。   曾纪芬有17个孙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在传教士们看来,传教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有材料显示,司徒雷登在返回他阔别17年的出生地杭州后,曾在杭州冯氏女学和弘道女学任过教职。txt小说上传分享“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6)冯氏女学为19世纪末叶英国圣公会(ChurchMissionarySociety)女传教士玛丽·沃恩(MaryVaughan)捐资金镑(一种含金的英国货币,类似于当时法国发行的金法郎)所建,设校址于杭州紫金观巷,迨年玛丽·沃恩女士归国度假,建筑工程由她委托梅更(DuncanMain)医师主持进行。年,玛丽·沃恩返回杭州,因旅途辛劳引发宿疾,在杭去世。为了纪念她,遂定校名为“冯氏高等女学堂”(MaryVaughanGirls’HighSchool),而“冯氏”其实为今译“沃恩”的意译,以中国人的姓来翻译外国人的姓是当时的习惯。   冯氏女学于年开学,首任校长为沃恩的挚友巴恩斯(Barnes,旧译作巴罗以、巴路义)女士,学生仅有20人。民国三年()改为冯氏女子中学,并附设国民学校。   冯氏女学开学之初的学生中,有两位是籍隶湖南湘乡的堂姐妹,系出名门。姐姐曾宝荪,(—),曾祖是曾国藩,祖父是曾纪鸿,父亲是曾广钧。妹妹曾宝菡(—),父亲是曾广钧之弟曾广钟。宝荪于年来杭入浙江女子师范,毕业后再入冯氏高等女学,受校长巴恩斯影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年随巴恩斯赴英国游学,时其堂弟曾约农已在英国留学,而伯祖父曾纪泽又在伦敦做过驻英公使,故对伦敦并不陌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理科学士,成为第一位获得伦敦大学优等学位的中国女性。回国以后,创办长沙艺芳女学(今长沙第十四中学),一办就是三十二年,一生以女子教育为职志而着重女子完全人格的培养,是著名的教育家。她的座右铭是:“待人以慈祥,处世以淡泊,临危以镇静,持身以简朴。”宝菡在冯氏女学毕业医院(今浙江大医院前身),医院骨科专家,她也是基督教徒。   弘道女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于年创办的贞才女学、年美国北长老会创办的育才女学、年美国北浸礼会创办的蕙兰女学三校于年合并而成的,中文定名为弘道女学。   现在的问题是,冯氏女学于年2月始行开学,而司徒雷登却在前一年的年夏,就应南京金陵神学院之聘赴宁任教,举家迁往南京,又如何在杭州任教呢?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的附录《司徒雷登大事年表》载,年10月辛亥革命后南京金陵神学院停课,司徒雷登离宁返杭,直至年秋才返南京。其间,他有可能在杭州冯氏女学任教。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司徒雷登属于兼课性质,往返于宁杭之间,但笔者迄今未获得这方面的史料。   至于弘道女学,司徒雷登在弘道女学的前身贞才女学任教倒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它是由司徒雷登的母亲创办的,后来与另两所女学合并后成立杭州协和女子学校,上述都可以算作是弘道女学的前身。   年,弘道女学由美国三家创办团体移交给了中华基督教会华东大会和中华基督教浙沪浸礼会两所中国团体接办,并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并附设小学及幼稚园,它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年。位于学士路的校址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医院,附设小学则是今天的行知幼儿园。

基督徒兄弟?(1)司徒雷登与蒋介石   司徒雷登以浙江为籍贯,以杭州为出生地。在主持燕京大学校务期间,他经常参加学校里的浙江同乡会活动,燕京大学的吴雷川、刘廷芳、赵紫宸等都是浙江人(有的还是杭州人),司徒雷登与他们常以乡党相称,这一点对解读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蒋介石(—),名中正,以字行,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出生的这一年,司徒雷登已11岁,随父母返美休假,兄弟四人穿着中国的服装表演中国人的吃饭方式。   蒋介石早年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辛亥首义后回国,协助陈其美组织江浙方面的举义活动,并参加讨袁之役,是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中坚分子。后以“陈炯明事件”中的表现受孙中山赏识,任护法军政府大本营参谋长,孙以“安危他日终需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联赠蒋勉之。黄埔军官学校在广州创立,蒋介石任校长。平定商团、*陈炯明、平定刘杨、东征,都是蒋之所为。嗣后,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领导北伐战争。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一度下野,与宋美龄订婚,皈依基督教。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年春,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开始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改北京为北平。10月,司徒雷登在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刘廷芳陪同下来到南京,住在他们两人共同的好朋友孔祥熙家中。   孔祥熙幼时即信仰基督教,是中国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教的人。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同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年春,孔祥熙与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蔼龄结婚。年,孙中山与宋蔼龄的大妹宋庆龄(之前接替宋蔼玲成为孙的秘书)结婚,孔、孙遂成连襟。年12月,蒋介石又与宋蔼龄的小妹宋美龄结婚,孔、蒋又成连襟。孔祥熙长于理财,历任财政厅长、财政部长、实业部长、工商部长等职,并于年10月担任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   年10月10日,在孔祥熙的引见之下,司徒雷登第一次与蒋介石见了面。这一天恰好是*17周年国庆节,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宣誓就职的日子。蒋介石发表《告全国民众书》,称国民政府开始实行训政。   由此可以推断,司徒雷登极有可能是参加了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及新任各委员的宣誓仪式后与蒋介石会面的。这也可以印证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由于是初次见面,司徒雷登与蒋之间只是彼此寒暄了一番,并未做更深的交谈。”基督徒兄弟?(2)在南京期间,司徒雷登在孔祥熙的介绍下,还会见了新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以及大学院院长蒋梦麟等国民政府要员。   对于这次南京之行,司徒雷登在*中写道: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刚建立不久,我访问了南京,结识了新政府的领导人。当我通过孔祥熙博士第一次见到蒋时,他那好支配人的个性和迷人的魅力给我留下了印象,我也会见了新政府的大多数要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是热切地希望实现孙逸仙的理想,这使我想起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从此,司徒雷登开始了与蒋介石密切的接触。   司徒雷登是基督教徒,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同样是基督教徒。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国民党主政的年至年十年间,中国在国家统一和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于是他“对委员长和他那位能干的夫人不由地产生了崇敬心理”。   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司徒雷登称张杨之举是“愚蠢和不当的”。12月25日,蒋介石获得释放,司徒雷登说:“我当时和中国人同样感到欢欣鼓舞。”   年5月15日,司徒雷登在北平出版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蒋介石之评说》的文章,该文后被他摘要收入到了自己的*中:   据我所知,报章杂志中关于蒋先生的生活方式以及十年前为止的那段期间内对于严厉应付政敌的描述,也许都是事实。如果是的话,这是对于他的更大推崇,因为从那时候起,一切变化都往好的方面转变。自从一九二六———九二七年他一身系国家之安危以来,我便以极大的兴趣,注视他的事业,因为我对于中国的命运深感关切,而且也熟悉一般军阀的特性,他们在过去二十年来,彼此之间争权夺利,丝毫不顾*原则或人民的利益。这些人承继了做官发财的做官理论,没有皇帝的赏爵,或旧日的儒林传统来约束他们的贪污以及不负责任的统治。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义的国民党新领袖们会不会只是再染上中国官场古老的恶习呢?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如此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另有许多人多多少少利用情势以达到其本身的利益,这些也是极明显的事。研究蒋先生的性格便应以这种情势为背景。对于他的批评有许多无疑是中国像他那种地位的人必然会遭遇到的。他们说他意图成为一个*者,说他积聚了一笔财产,大部已变成美国证券,以策安全;说他已与日本缔结秘密协定,或者至少是过分热衷权位,而不愿冒丧失权位的危险,去抵抗来自那一方面的侵略;说他具有中世纪的脑筋,没有办法改变。

基督徒兄弟?(3)这些以及其他论断经常在流传,常常还附以更具体的指责。此外还有许多真正的疑惧或者只是缺乏信心。这些都是不足为异的。令人感觉意外的还是他那日益增长的声望。他在国民政府中连续不断地担任一个或两个最高级的重要职务的事实,可以他的政治才能来加以说明。   可是他的受人敬重主要还在道德方面。这种现象更具启示作用,因为其他任何人民在所受训练方面,都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注意他们的统治者的道德,也没有任何人民会在这方面产生更现实的失望心情。去年十月底蒋先生的五十寿辰,全国各地人民自动热烈庆祝,这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是没有先例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在西安蒙难时,几乎举世忧虑,他的脱险消息引起了狂烈的欢欣与喜慰。   这种情形并不能以一个成功的人物的吸引力或优雅风度来作解释。他甚至在和他极接近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不善于作应酬性的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所必具的温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仍极适合美国人的胃口,必要时也可以很率直或者非常坦白。大体说来,人民对于他崇敬之心日增一事,必须从其他方面去找解释。与各形各色的人周旋的非常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能力、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以及精明的行政首长的品性,并使他在该党的谋划中,居于极自然的杰出地位。可是人民对于他的崇敬态度,实不止于对于居他那种高位或者是极尽其职者的尊敬而已。人民认识他的纯正爱国的目标以及唯国家利益是务的一贯态度之后,对于他的不信任与怀疑心理似乎已逐渐消散。反过来说,人们怀疑他的动机,反对他的权力,不喜欢他甚至嫌恶他的心理,实由于对于他的爱国及高尚品性缺乏信心之故。   假定蒋先生值得目前在其这样大多数的本国人民以及许多有资格的外国观察者身上所得到的尊崇,那么形成他的性格的,是些什么力量呢?最早的也许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主义以及孙先生与这位天赋极高的青年信徒之间的密切关系。蒋先生似乎是真心接受他的导师的革命理论以及这项理论所带来的各项要求。他并且得到他的夫人宋美龄女士的贤妻的很大助力,自从缔婚以来,她对于他的日益远大的眼光以及日益深厚的道德基础实有极大的贡献力。他的工作的繁重和复杂,其种类之繁复以及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也许在提醒一种谨严的责任感方面有不少的助力。国家危难期间的急迫性可能更加强了这一责任感。每一个致力于改善中国境况的人都觉得现有情况是可以改善的,他的努力所得到的反应必已引起他对于工作的兴趣,这项兴趣并随阅历之增广而增长。基督徒兄弟?(4)蒋先生信奉基督教差不多已有十年,他虽然极谨慎,却能履行这一信仰的原则与实践,因为他对于这项信仰,已有更清楚的认识。他最初对于基督教所知并不太多,但在公务繁冗与为国事焦劳之中,他仍找出时间来从事个人的宗教修养,并且养成一种习惯,他已以此事为取得指导、灵感与精神力量的泉源。作者本人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不能不相信恪遵教义与倚赖这一信仰为精神的凭藉,对于性格确具潜移默化的作用。蒋先生本人在其有关西安事变的经历的公开言论中,认为他从耶稣的教义与榜样中所学到的东西,对于他目前的态度与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由此而言,如认为宗教的因果律对他会发生影响,似乎是合理的事。   作者在这里无妨再说几句话作为本文结束。作者与蒋先生的个人间接触,使作者在各阶段中对于他的观感完全无异于中国人民在上述同一阶段中对于他的观感,卒而对于他的爱国心之显明诚挚与他私生活之绝对清白,具有无容置疑的信心;对于他的钦仰则越来越含有爱的成分。中国在其更生与重建的最紧要关头期间,能够有他这样一个有品格有才干的人来积极领导全国,实在是极幸运的事。这一点是清楚无疑的。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徒雷登的主动示好,使“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也日见友善,以至逐步发展到相当亲密的程度”。   年,受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燕京大学出现财政赤字,司徒雷登倡议发起“百万基金运动”。司徒雷登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曾经谈及此事,蒋介石当即决定让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总社(励志社主要是一个接待国内外军政人员的机构,其总干事黄仁霖是美国留学生,基督教徒)就燕京大学办学宗旨与教育制度诸问题发表演讲。   这次演讲会可谓是盛况空前,除蒋介石本人因临时有事未到外,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等在内的国民政府各院部及海陆空三军将领等共余人出席。司徒雷登在会上用中文所作的长篇讲演,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直接产生的效果就是国民政府*自是开始每年拨给燕京大学万元经费,政府各机关部门也争相聘用燕京大学毕业生。   基督教这根纽带将司徒雷登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以致有一种说法认为:“司徒雷登把蒋介石视作基督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最好范例,并引以为荣。”   事实上,蒋介石在信仰基督教后,在信仰方面是非常虔诚的,每日按时做祷告,他也曾向司徒雷登谈过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   年蒋宋联姻的婚礼,就是在上海宋宅以基督教的方式进行的。   蒋介石日后发表的说词也可看出基督教教义对其思想的影响。他推动与提出的一些口号和措施,比如所谓“新生活运动”等,也无时无刻不存在基督教的影子,或者是中国的儒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的产物。当他遇到困难甚至挫折时,也以读基督徒的心书《荒漠甘泉》而自励。蒋氏夫妇在南京中山陵园内建基督凯歌堂(私人教堂),“凯歌”两字即取自“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乐志上》:“其有短箫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者也。”并亲笔题字:“耶稣降世一九四七年十月基督凯歌堂,蒋中正题。”年到台湾后,他又在台北市士林官邸侧建士林堂,同样,“士林”两字也有出典,语出《资治通鉴·汉纪》:“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将礼拜堂名取诸中国典故,这也很符合蒋介石的性格。材料显示,蒋介石愈到晚年,基督教愈成为其生活中的精神支柱,蒋死后其棺木中就放着一本《荒漠甘泉》。基督徒兄弟?(5)年2月16日,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经过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协商,达成了把蒋介石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逐年对外开放的协议。   6年3月,首批蒋介石日记对外开放。迄今,已开放了从年至年间的日记(至9年将全部开放完毕)。海峡两岸学界对此都极为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氏圈点、眉批的中文手抄本《圣经》也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从中得知,蒋信仰基督,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虽然早在年,宋母倪太夫人即要求他信仰基督,但直至年,倪太夫人临终前,为了安慰自己的岳母,他才决定皈依基督。通过三遍对《圣经》的研读,年,蒋氏终于受洗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年3月3日,司徒雷登的亲密朋友,燕京大学副校长哈利·鲁斯(HarryLuce,中文名路思义)的长子,时年25岁的亨利·鲁斯(Henry)在美国纽约创办了一份名为“Time”的周刊,“Time”直译成中文是“时间”的意思,但最后却成了“时代”,从刊物所反映了各个历史年代的人物而言,这个意译确已体现了这本迄今仍存在的刊物的内涵。   《时代》问世以后,即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办刊方式,使它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群,而它的封面人物和年度人物,更成为一种其专有的品牌。   路思义(—)是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他与司徒雷登一样,都是受“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感召来中国传教的。   在美国,长老会即加尔文宗,由加尔文创立于瑞士,其管理教会者称长老,由信徒们*推选产生,所以,又称长老会。   路思义年偕新婚妻子到山东登州传教,次年,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长子鲁斯。   鲁斯在中国出生,并与司徒雷登一样,也在中国生活了14年,与许多传教士的后代们一样,他对中国的感情不言而喻。这就有了让中国人作《时代》封面和年度人物的设想。   蒋介石曾先后十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或年度人物。宋美龄也多次与蒋同时或自己单独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蒋介石第一次现身《时代》封面是年4月4日,这一年,蒋40岁,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总司令。从年7月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到年4月,东南半壁的江山已经底定,4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不同,它的旗帜是孙中山认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代》是这样描述这面旗帜的:基督徒兄弟?(6)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的旗帜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太阳。   年10月2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成为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封面人物。   38天前的9月18日,日本军人在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东北与中国分离达14年之久。   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   年5月7日,司徒雷登结束他为校务所需的第8次赴美后返华。在船上,他与鲁斯不期而遇,后者是和他的内兄塞夫林豪斯一起前往中国的,这也是他自年离开中国返美20年后首次回出生地中国。   司徒雷登和鲁斯虽然在年龄上相差22岁,属于两代人,但两人都是传教士的后代,都出生在中国,都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们在甲板上散步和交谈。塞夫林豪斯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司徒雷登、鲁斯和我每次吃饭都是最后离开餐厅。我们一起交谈(关于中国),似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北平,鲁斯曾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的胡适有过聚会和交往。而结识胡适,可能也是司徒雷登介绍的。   年元旦,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   雪耻,指的是年5月蒋介石率兵进行第二次北伐,在山东济南受辱,被迫绕道渡黄河北进,5月3日,交涉员蔡公时为日军残杀,是为“济南惨案”,自是以后,蒋每日日记,均特书“雪耻”二字。所谓“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   蒋在对日问题上,以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效法榜样,并对庄子的“欲取先予”之说十分欣赏,所以主张对日“忍耐”“忍辱”。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弱国。而日本虽是一个小国,却是一个强国。正是有鉴于此,所以国民政府的对日抗战方略就是“战必败,败必战,战必胜”。说到底就是持久战,就是“以空间换时间”。   杨天石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对蒋氏的对日谋略作了分析:(1)避免决战,以“和平”为推迟战争的手段;(2)企图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3)广结盟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的变化;(4)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5)秘密准备,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根据地。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杨天石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   也是在年的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年1月24日,蒋介石又一次上了《时代》封面,这一次不是蒋氏一个人,也不是他和宋美龄两个人,而是和裕仁、溥仪、斯大林并列,体现了《时代》编辑的独具匠心。四人分别代表中、日、满、苏四方面,其中中日关系箭在弦上,战争一触即发,而苏满关系却是歌舞升平,苏联不仅与“满洲国”建交,而且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

基督徒兄弟?(7)当然,苏满关系也走入了尽头,随着苏日冲突的加剧,苏联的外交重心开始向国民政府倾斜。   同年11月9日,《时代》再一次将蒋介石列为《时代》封面人物。次日,中国发生了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获得了百灵庙大捷。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其后,蒋成了“民族英雄”般的人物。   年1月3日,《时代》将蒋介石和宋美龄列入年度《时代》风云人物。   宋美龄确实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年6月30日,她在照片又上了鲁斯旗下的《生活》(Life)杂志的封面,而这期间,鲁斯偕夫人又一次来华访问,他访问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同时,也会见了周恩来。   材料显示,司徒雷登期间也在重庆,他正奔波于“中日和平”。他也会见了蒋介石,但此时的蒋对中日和谈已经没有兴趣,抗战到底,是他坚定的信念。   是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英、美、中、加、荷、澳、新、法等国联合战线形成。   年6月1日,《时代》将蒋介石推上了封面人物。而下一年的3月,《时代》又将宋美龄置于她一生之中最明亮的光环之中。   宋美龄是宋嘉树最小的女儿,留学美国卫尔斯利女子学院,是该院届的毕业生,也是基督教美以美教会(循道宗)的虔诚信徒。   美国左翼记者、《朱德传》的作者史沫特莱是这样认识她的:   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非常聪明,有教养,有魅力,有高雅的趣味。她经过只有中国有钱人才能做到的修饰,保持着我以为一定要花许多钱才能保持的优雅朴素。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像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   这次,《时代》将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是因为她年的访美之行,从是年2月开始,宋美龄开始了6个星期的全美旅行讲演,行程包括华盛顿、纽约、马萨诸塞州的卫尔斯利、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时间从2月17日至4月4日。而其高潮是她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演讲。宋美龄是第一位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平民,也是继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之后第二位对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   在对美国参议员及旁听的普通美国人发表的即席演说中,宋美龄说:   我相信不单是我有回家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能说你们的口音,或者你们能了解他们的口音,那么他会告诉你,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土地上迴荡。这是联合国的自由之锣,侵略者的丧钟。

基督徒兄弟?(8)她的演讲获得听众的数度起立致敬。   在众议院的演讲,宋美龄首先指出“击败希特勒比击败日本重要”的错误观念,认为“事实并不如此,而且也不符合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利益”。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有权利为自己及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不能有憧憬,但必须认定和平在精神上不应是惩罚的,在家园上不应是省的、国家的,或者是洲际的,而必须是全球的,在行动上是人类主义的。   宋美龄的演讲结束了,一位众议员哽咽地说:“感谢上帝,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简直让我落泪了。”她的第二次演讲,通过无线电波迅速向全美广播。   身为康涅狄格州选出的众议员,鲁斯也在座。   年9月3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的次日,蒋介石再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10月,鲁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这次在重庆,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了面,经周恩来安排,鲁斯还重返了已为*控制的胶东出生地。   年,是国共内战正兴的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败象已定,然鲁斯却又一次将他列为《时代》封面人物。   蒋介石最后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年,而这,可能也是鲁斯在年——中国大陆“*”的前夜,希望访问中国大陆被拒绝的原因。   司徒雷登和鲁斯都有着西方传教士的背景,他们都热爱中国,可惜的是,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都无法进入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国家,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鲁斯十次将蒋介石推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与司徒雷登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不会仅仅是巧合。   年7月,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进一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秉持宪政*立场的司徒雷登最终与主张换汤不换药的*体制的蒋介石在政治上有了分歧。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请示电报中有了要蒋休息并将权力交给其他人的设想,而蒋介石也将他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蒋介石到台湾之初,明确表示不希望司徒雷登再来台北履新,而司徒雷登辞去驻华大使的报告也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年,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理事会决定在中国台湾台中市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原定的校名为燕京大学,却为台北执政当局否定,最后命名为东海大学。   友谊虽已不存,但政治家的表面文章还是要做到。蒋在交恶时也不失礼节。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八秩华诞,蒋介石由台北致电祝贺,电文发表于台北《中央日报》6月27日第一版。这一点,与蒋和史迪威交恶,然而史生日时,蒋仍致电贺寿并送蛋糕是一样的。而在司徒雷登的遗物之中,有一本英文版的蒋介石著作《苏俄在中国》(SovietRussiainChina),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1)司徒雷登说过这样的话:   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我所以能取得的一些成就,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应该归功于他的地方,也许甚至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得多。1   司徒雷登逝世后,傅泾波挽之以联,有谓:   数十年耳提面命,形影相随,侍药意未周,一朝驭驾西方,能不椎心泣血泪。2   傅泾波的次女傅铎若也说:“父亲一生的历史是和司徒博士相伴的历史。”3而傅泾波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何迪的协助下完成了两个章节的口述回忆,题目就叫《我与司徒雷登》。   所以,要了解司徒雷登,就必需了解傅泾波。   傅泾波(—),出生在一个满族贵族的家庭。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其后清太宗皇太极复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的特点是兵民、政军、战耕结合。满洲八旗依次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而其中前三种为地位最高贵的“上三旗”。傅泾波的家庭属于正红旗,品秩上虽较正黄、镶黄、正白要低,但也属于跟着努尔哈赤打天下的一辈了。   傅泾波的祖父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这是他与“拳匪”打仗时以军功得来的,后来担任过甘肃镇守使。傅泾波是家中的长孙,因此自幼被家庭所宠爱。他6岁时曾被祖父带入紫禁城中,觐见当权的慈禧太后,并被慈禧赐名“永清”,意思是“永远清正”。   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在晚清宣统年间(—)曾担任过顺直谘议局的议员。谘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其设立的目的。作为议员,傅瑞卿的思想较为开明,赞成清末新政中改革派提出的“弭平满汉畛域”的主张。为此,在谘议局提出议案:“取消满汉畛域,以促进满汉平权。”清帝逊位,民国肇建,他又续任直隶省议员,后弃政从商。因工作关系,他与不少西方人有过接触,由于不善理财而使家道中落,最后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在这一点上,父亲傅瑞卿对傅泾波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傅泾波的幼子傅履仁日后是这样介绍其祖父的:   祖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4   作为八旗子弟,傅泾波幼年在家随师读“四书五经”,后入美国教会办的北京汇文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中说,少年时代的傅泾波给人的印象是机智活跃、任侠好客,“他很喜欢结交朋友,也善于结识朋友,更乐于为朋友效力”。傅泾波这种自幼俱存的个性,可能也是他日后得到司徒雷登赏识的一个因素。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2)由于家庭的关系,傅泾波年轻时就结识了三位中国北方的政坛要人。一为“南北二孙”之“北孙”的孙洪伊。孙洪伊(—),字伯兰,天津人,晚清与傅瑞卿同为顺直谘议局议员,时人谓其虽然“为人木讷,拙于词令”,然而“轻财守义,重然诺,颇有燕赵侠士风”。任议员时,亲率各省代表来京师请开国会立宪,至是闻名于时。民国二年(),孙洪伊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组建民立党,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内务总长。旋南下护法,加入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任内务总长,颇为孙中山所倚重,时人又以“小孙”目之,以别于孙中山之“大孙”。   由于孙、傅两家是世交,故孙洪伊对傅泾波这位世侄的聪明与机智十分欣赏,惊异于其深厚的国学根底,而傅也称孙为“我的教父”(mygodfather)。在孙洪伊的影响下,傅泾波得以结识一批名流人士,也练就了一手官式文章。   另一位为孙中山的广东香山(今中山)同乡、清政府派赴美国百名幼童留学生之一的蔡廷幹。蔡廷幹(或—),字耀堂。进入民国,任袁世凯的高等军事顾问、英文秘书长。至年一度署理北洋杜锡珪内阁外交总长。傅泾波从蔡廷幹处提高了自己的英文口语水平,蔡廷幹也利用傅泾波娴熟的国文根底帮助自己处理中文信件。   第三位是李石曾。李石曾(—),名煜瀛,河北高阳人,他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第四子,李家与傅家为世交。年,李随孙宝琦赴法国,从事大豆研究,又研究无政府主义学说。作为清廷官宦子弟,李却反其道而行之,投身反清革命,年,他经在法人士张人杰(字静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颇有赞助者)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以后,又在天津组织革命团体京津同盟会,并在北京创立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家乡开办高阳县布里村留法预备学校。年底,担任国立北京大学生物学及社会学教授,后来又在北京创办了私立中法大学,北京易名北平后的年,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   按照林孟熹的说法,李石曾“是除司徒雷登以外,对傅泾波一生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5主要表现在傅泾波后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所建立的关系,基本上都是通过李石曾所建立的。尽管李是“反基运动”的倡议者,而傅是一位基督徒,但却并没有妨碍二人成为情同手足的忘年之交。   傅泾波长于交际。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他结交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孔祥熙等人,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引见下,去紫禁城见了这位清逊帝。傅泾波后来说:“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我很多朋友是共产党人,但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6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3)由于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使傅泾波对基督教也产生了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常常参加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且是其中查经班的成员。   年秋,傅泾波陪同父亲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当时任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司徒雷登应邀在大会上用中文(确切地说是带着杭州口音的中国话)作了演讲,他的这次演讲给傅泾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说:“虽然他(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神圣的光芒。”而傅泾波后来对其子女们也说过,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是“基督化身”,他对司徒雷登的爱甚至超过对他亲生父亲的爱。   年,司徒雷登赴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爱德华兹的介绍下,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结识,一个是中国19岁的北京大学学生,一个是美国43岁的正在组建中的基督教燕京大学校长,就这样开始了长达44岁的忘年之交。   次年,傅泾波从北京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为司徒雷登做事。他说:“我从未同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   司徒雷登对傅泾波的认识是敏锐的,他看中了傅泾波在政治上特有的潜能。他认为,傅泾波“似乎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并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7   年,傅泾波接受了司徒雷登的施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年,司徒雷登作为主婚人,为傅泾波主持了结婚典礼。妻子刘倬汉(SarahFugh,—),河北昌黎人,昌黎位于冀东,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以“郡望昌黎”而称“韩昌黎”。后为傅泾波好友的留法学生,曾任中法大学代理校长的李书华也是昌黎人。刘倬汉是一位汉族基督教徒的女儿,比傅泾波年长三岁,先后就读于教会办的贵贞女中和慕贞女中。有趣的是,两人的父亲是北京灯市口基督教查经班的好友,成亲之事,是奉家长之命而行的,婚后,相亲相爱六十三载,育三女一子。   年,傅泾波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新的历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司徒雷登沟通了中国各界人士,他们中间包括徐世昌、段祺瑞、冯玉祥、孙传芳、韩复榘、张作霖、张学良、李宗仁、宋子文、白崇禧、张宗昌、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孙科、汪精卫、戴季陶、周作民、虞洽卿、梁启超、顾维钧、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   对于为司徒工作,傅泾波提出了三个条件:(1)不接受金钱报酬;(2)不介入燕京大学内部事务;(3)仅对司徒雷登个人负责。

(未完待续)

私人电子图书馆馆藏历史经典好文

中国国会及地方分治体制/黎黄陂/湖北人黎元洪大总统时代其实很繁荣

吴军《态度》连载:团结大多数人一个团队中,总是有很多平庸混事的人,还有一些人本事很大,但是也有一堆毛病。

人与人的命运不同,因为从小养成的习惯不同。吴军新书---《态度》连载吴军给女儿的信:承认自己“贫穷”,才能真正“富有”

,一个天妒英才的预言?什么样的启示发出后必须把生命交给”上帝“?

爆火的《流浪地球》背后,更像是经济寒冬的预言—喻昊教授有多少人恨吴京,就有多少人爱吴京

喻昊教授:作为企业家,还须







































白癜风治疗世家传承人
治疗白癜风哪家效果最好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guangzhoushizx.com/gzsly/17964.html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